徐苏杭：《威尼斯商人》与《雅典的泰门》人物塑造与思想的对比

中访文化签约作家 徐苏杭

摘 要：喜剧《威尼斯商人》、悲剧《雅典的泰门》均是家喻户晓的莎士比亚作品，但由于两部作品创作于不同时期，思想内容和人物塑造方面也就有所差异。本文意在分析对比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与思想内涵方面的异同，为读者提供参考，同时启发读者以深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戏剧家，他所创作的《威尼斯商人》与《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善恶特征，象征意味丰富，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理想，并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提出了质疑与不满。尽管这两部作品反映内容有所差异，但它们各有千秋。分析对比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与思想内容方面的异同，才能真正理解莎士比亚的创作深意。

一、人物塑造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创作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590-1600年的历史剧、喜剧时期，1601-1607年的悲剧时期以及1608-1612年的传奇时期。家喻户晓的《威尼斯商人》便创作于“历史剧、喜剧”时期，这一时期英国社会蒸蒸日上，呈现出繁荣富强的态势来。因此，对现实持乐观态度的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作品的基调大都明朗、欢快。而《雅典的泰门》问世于1607年，是莎士比亚在第二创作时期书写的最后一部悲剧作品。随着彼时英国“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封建主义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势力日趋壮大，英国社会处于一片动乱之中。与此同时，这些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不断冲击着人基本的道德伦理，因而不难发现《雅典的泰门》一文中自泰门散尽家财，负债累累后文风由诙谐讽刺陡然转变为阴郁悲愤，对“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批判。

纵然《威尼斯商人》与《雅典的泰门》两部作品的情节走向与叙事风格迥然不同，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安东尼奥”与“泰门”在形象塑造方面仍有共通性。安东尼奥重义轻利，而出身雅典贵族的泰门亦是如此，他从不贪图富贵，只是以其钱财联络情感，与安东尼奥为巴萨尼奥两肋插刀艰辛筹款类似，泰门为把文提狄斯从监狱中救出来，不仅替他还清了五泰伦的债，还重金资助他，令他得以重振家业，二人对于友情的珍视和对金钱的无谓惊人地相似。以下仅作几点浅析：

1.现实悲哀与精神胜利

在《雅典的泰门》中，当落魄贵族泰门仗义疏财散尽千金后, 泰门昔日朋友们无情翻脸，他们蜂拥而至地上泰门家讨债逼债，置泰门于绝路，完全忘记自己曾在泰门酒桌上大快朵颐的情景和从泰门手中得到的丰厚赐物。在严酷的现实下幡然醒悟的泰门最终选择隐居避世，憎恨并诅咒全人类，他相信“最凶恶的野兽，比起无情的人类来，它们要善良得多了”。而与此同时，雅典政权由于长期残忍荒淫而导致了内乱，艾西巴第斯誓将踏平雅典城，在这岌岌可危之时，元老们这才跑到洞穴去请求泰门说服叛军并许他从前的荣华富贵，但被泰门断然拒绝。从这一方面来看，泰门的的确确有了一次精神的胜利，雅典城的存亡与泰门息息相关。但当泰门完全看清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的虚伪本质，所谓友谊也不过是巴结权贵以饱私囊满足一己私利。面对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奸诈无耻的小人的反复无常，泰门早已心灰意冷，已然成为一个较哲学家艾帕曼特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恨世者”。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一种现实的悲哀。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是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1】”

而相比于《雅典的泰门》，《威尼斯商人》却是一部带着悲哀的喜剧，即便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难掩剧中部分情节所体现的悲哀。安东尼奥作为一名新兴资产阶级商人，他多次借款给友人巴萨尼奥供其追求富家小姐鲍西娅，但巴萨尼奥作为空有贵族名分的落魄公子却始终没有还款，然而即便如此，安东尼奥还是为其尽己所能，为了帮助巴萨尼奥顺利完婚而自愿向自己的宿敌夏洛克借高利贷甚至为此死也无怨。毫无疑问，广交朋友的安东尼奥对于利益得失看得很轻，但纵观与他交好的朋友，却鲜有才能出众之辈。最为悲哀的莫过于，当安东尼身边存款不足时，身边没有一个朋友能出手相助，导致他只能向宿敌夏洛克借贷。因而，在“重视友情、轻视金钱”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正面人物的标签下，安东尼奥仍有其悲剧性，他的交友是盲目的，不懂识人，自身绝非才能卓越之人。倘若巴萨尼奥也像《雅典的泰门》中的文提狄斯那样言而无信，鲍西娅也是事不关己冷眼旁观之徒，那么安东尼奥或许也会同泰门一般绝望死去，死在夏洛克“割下一磅肉”的霸蛮条约下。

当然，还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安东尼奥作为一个形象丰满的圆形人物，不可否认的是，他同样有着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特点，而且对异教徒、犹太人抱有极大偏见。与重义轻利的善良基督教徒安东尼奥对比，贪婪阴狠的犹太人夏洛克俨然成为“狡诈冷酷”的化身，但事实上他之所以一定要求安东尼奥违约割下一磅肉也不要三倍的赔款，与他自身长期以来所受的信仰歧视与种族偏见密不可分。其中有一个细节，安东尼奥曾骂夏洛克是犹太狗,甚至当众吐口水到夏洛克的长袍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夏洛克立下了看似恶意刁难的条约，倒不如说这是一名异教徒饱受侮辱与压迫后终于爆发出的一种反抗。

莎士比亚的这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都选择了这样相互对照的方式，通过精神的胜利与现实的悲哀，深化了主旨，拔高了作品境界与思想深刻性。

2.自然人与社会人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为，哲学的最高对象是自然人。然而尽管如此，“自然人”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上依然存有诸多天真的自然特性，而泰门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自然人。当泰门散尽家财无人给予帮助时，泰门设了一桌温水宴, 待旧日朋友来赴约时, 把大碗水泼在他们的脸上,以此来羞辱这些不仁不义之徒。 然而尽管这么做带来了复仇的快意，但只是逞一时之勇。与那些从前同泰门交好的趋炎附势不惜谄媚作态巴结逢迎的势利贵族相比，盛怒下泰门这样抛掷碗碟的反击方式实在是不成熟到可笑。

泰门虽出身富贵，但他却始终没能意识到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真正纯粹与利益无关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而维系彼此关系的只有阶级道德。直到他在树林里离群索居时，他也未曾意识到自己遭遇众叛亲离的本质原因，只是怀着极度愤懑的厌世情绪痛恨着全人类，大喊着“一个人行了太多的善事反是最大的罪恶！谁还敢仁慈呢？慷慨本来是天神的美德，凡人慷慨了却损害他自己”。

诚然，泰门的消极恨世，反映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的破灭，鞭挞了当时“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但泰门的恨世也不过是从人生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极端而已，他变得多疑猜忌，却不分对象，面对真诚的旧仆弗莱维斯，他也怀疑弗莱维斯的好心是不是别有用意。与对所处地位不满而靠俏皮讽刺的话语嘲弄世人的社会人艾帕曼特斯相比，泰门是从未把自己真正置身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认识也始终停留在浅层，过于绝对化的恨世和妄图从虚无中寻找精神皈依的泰门，固执地以为毁灭雅典便能清除人性的糟粕与社会的丑恶，片面而不切实际。他看清了真相，但不曾理解这一现象的本源。不是每个王子都是哈姆雷特，也不是每个将军都是麦克白。但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是泰门，以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将金钱视作罪恶的原欲与纷争的祸由，殊不知，从贵族元老到普通民众，对金钱的追逐早已与自身价值取向融为一体难以分割。

而与泰门迥然不同，《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并不是阶级社会的局外人，当然这一面是由于他的朋友巴萨尼奥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另一面也是安东尼奥的宿敌夏洛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本就缺乏话语权，所谓法律道德多数时候是维护多数人的既得利益的，当多数人默认时，所有存在的非正义非合理也便成为了正义与合理。安东尼奥对异教徒夏洛克早先的侮辱与轻蔑，以及后来为让巴萨尼奥顺利成婚而对夏洛克的逆来顺受照单全收，这样的前后对比，体现出了安东尼奥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人。

思想内容

从戏剧本源来看，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有一定的社会性与目的性。戏剧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威尼斯商人》和《雅典的泰门》均披露了社会问题进行，嘲讽了社会以恶行为准则的颠倒是非的风尚。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剧作家，他的创作大体围绕人文主义以及对人文主义的反思而展开，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借夏洛克之口，表明了自己对“反犹”思想的质疑和对新兴资产阶级快速崛起带来隐患的担忧，在后期作品《雅典的泰门》中， 亦对颠覆道德的金钱至上论和封建腐朽统治发出了抗议，勇敢披露了丑恶的黑暗现实。但从头至尾，《雅典的泰门》一作中都没有交代泰门“遗世而独立”的高尚品格的形成原因，相比于《威尼斯商人》中因为笃信基督而保持人性良善的安东尼奥等一众基督徒，泰门的形象不够丰满，作品的思想深度较之而言，也略显逊色。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杂文选集［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