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参加解放大西南战斗

朱鼎山

与战友在云南合影

1949年春节后，涟水中学动员学生报名参加南下。我和同学纪立夫等7人报名，在盐城军政大学学习后，我被分配到苏北军区。不久，我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

进军大西南途中入了党

陈赓的兵团任务是配合四野部队攻打广州，再配合二野主力堵击云南的国民党残兵，执行的大迂回的战略，途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行军路途特别远，叫做八千里路大进军。夏日炎炎，行军很苦，白天不能走，因有国民党飞机轰炸。遇到敌机来，人四处分散隐藏，马、骡牲口只能丢在路上挨炸。白天休息，晚上行军。我16岁，个头小，背着长枪、背包等30多斤行李，越走越沉。南方天热难受，饭吃不好，觉睡不足，夜里行军感到又困又累。

广西境内山高路险，老百姓很穷，遍地土匪，几乎天天打仗，每天行军80至130里，晚上10时才能休息。有一天晚到贵州小县赤恩，说是县城却连个村庄都不如，仅有两口井，还有一口不能吃。千军万马拥挤在这里，路上遭雨，个个是又冷又饿，十分难受。炊事班的同志好不容易抢了两桶水，十分浑浊，稍澄清一下就做饭了，饭好后难以下咽。休息时又不让睡觉，因衣服湿了睡着会感冒。训练队80来人，到昆明还有30多人，很多人因病掉队。在长途行军中我没有掉队，坚持行军到昆明，因劳累过度后患胃下垂毛病。行军到了百色时，支部吸收我加入了党组织。

陈赓说疥疮不要怕

1950年4月，我从训练队学习结束分配到兵团司令部4科任译电员，是业务骨干。7月，任命我为译电组组长。当时兵团司令部驻在昆明翠湖湖心亭，这里房屋很多，作战处、机要处驻在后院。因长途行军衣服来不及洗换，时冷时热，虱子丛生。我患上疥疮。生疥疮很难受，奇痒，忍不住用手挠，夜里睡不着觉，皮肤抓破生脓，衣服上沾满脓血，经常要洗换衣服。一天，我换下衣服到走廊里洗衣服，正洗着，进来一个作训部门的老参谋，他见面就训斥道：“走开走开。你不知道首长在这里开会。”就在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身着白色衬衣的首长，他说：“让人家洗嘛。”老参谋见到首长毕恭毕敬立正站着。首长又对我和气地说：“小鬼，你是生疥疮吧？”我知道这一定是兵团大首长？心里很紧张，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说着我就想离开这里，没想到这个首长对我说：“不要怕，疥疮这病我也得过。我告诉你，昆明有个最好的医生叫曲焕章，你找他，有药膏一抹就好了。你去找他，你不认识我可以找人帮你找。小鬼，要有信心，这个病会治好的。要有信心。”看到首长笑眯眯的样子，我心里不由轻松不少。这时跟着首长后边的37师周学义师长插上来说：“小鬼，你是机要员吧？不简单！我们追击李弥部队你们这些小鬼，是很有功劳的。”听到首长的表扬，我不好意思了，趁首长们说话的机会离开这里。回到科里，科长说：“你不知道陈司令员在这里开会？还到那里洗衣服？”我问是哪个陈司令员？他惊奇地说：“陈赓司令员你不知道？”

宋任穷政委要我们多学习

兵团政委宋任穷到昆明后，兼任云南省委书记，他的夫人钟月林在兵团机要处，和我同在一个科，30多岁，是一个经过长征的老同志，营职干部。她为人热情，艰苦朴素，是我们的老大姐，我们青年人对她很尊敬。解放初期，剿匪、作战等事务特多，工作很忙，星期天是个难得的休息日，钟大姐热情地邀请我们说：“小鬼，星期天你们到我家玩玩去。”我们想宋政委兼云南省委书记，工作繁忙，怎敢去打扰，都说首长忙，不去。钟大姐不让，她说：“没事，跟我走。”我们无法推辞，同一科室五六人跟她去省委她的家。钟大姐还没进院子就喊了起来：“老宋、老宋，我带客人来了。”听到喊声，身着中山装的宋任穷政委从里屋走出来，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欢迎你们来玩。”边说边取茶杯为我们倒水，钟大姐忙接来倒水，宋政委就坐下与我们聊天，询问我们家在哪里？多大岁数了？说一些家常话。机要组长宋从景是山西人，宋政委听说他姓宋，高兴地说：“好啊，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大家哩。”宋政委风趣的话，将我们原先拘束的心情消除了，连说带笑地谈了个把小时。宋政委鼓励我们要好好干，通讯工作很重要，也比较繁忙，要靠你们认真地做好。有时间要多学习，新中国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离开时，夫妇俩热情地送我们到门外，关照我们要常来玩。

兵团部与基层部队来往电报多，地方电报因保密也多从这里发。因此，为不耽误时间，上级规定一份电报不能超过4000字，超过不发。有一次，宋政委发一份关于云南边境地区对敌斗争及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电报字超过了。电文送来时夹着宋政委一封便函，说这次电文内容压缩再压缩，实在压缩不了，请我们谅解，以后保证不会再发生。

参加西藏平叛战斗

1959年，西藏达赖及上层集团煽动民众武装叛乱，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武装平叛，上级要求昆明军区调一个团到西康地区参加平叛。昆明军区派14军126团执行平叛任务，我随军负责机要工作，在昌都地区打了10个月的仗。我们去时看不见人，大部分人上山作了土匪，仅留下老弱病残的在家。在四川芒康县北扎麻寺打一仗，抓了不少叛匪，战斗后从寺里的底层解救出很多老百姓，都是老弱病残的，衣服破烂，又脏，没有人样子了。

在这里打仗对我们不利，一是高原气候不适应；二是语言不通；三是道路不熟，藏民有马，来往神速。我们伏击敌人却时常被敌伏击、骚扰。一次夜晚行军，山高路险，突然听到头顶上响起“咚咚”的滚石声，声音很大，越来越响，如惊雷似的很恐怖。原来是叛匪隐藏在山上推下许多大石头，路一侧是深谷无处躲藏，有几个战士被大石头砸中牺牲，一匹战马被砸落到山谷里，马的哀嚎嘶鸣声很凄惨。团长气得暴跳，命令特务连迂回包抄，一定要消灭这些匪徒。可是等部队及特务连爬上山头，人影全无，叛匪利用熟悉的地形跑得杳无踪影了。

记忆最深的是在察下牛场遇险，很紧张。那天拂晓时，团长带人去堵击叛匪，我与七八个伤病员留守营地。10时多，对面山上出现大批叛匪，手中挥舞着藏刀，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向山下冲来。我们很紧张，手中的武器只有两支冲锋枪，几支步枪，我是手枪，如果敌人冲来难以抵挡住的。跑也不能跑，山坡平缓，树木矮小，无遮无挡。腿受伤的协理员问我能么办？我说你是协理员，听你的。他说好，大家听我的，集中到一个帐篷里，听我指挥，50米内开枪。大家按照他的话做好战斗准备。

山上的叛匪举着藏刀呼啸着冲来，当前边的敌人要到山下水沟时，山上的敌人突然乱了，争着往前跑，随后又听到山顶“嗒嗒嗒……”的机枪声，又传来“咚、咚”的手榴弹爆炸声，原来是我们的追击部队上来了。我们化险为夷，高兴得不得了，从帐篷里出来，协理员说我们去支持一下。我说不行，我是负责机要的，如果出问题不得了，再说我们人太少，出击不顶什么用。敌是乌合之众，在我军追击下群龙无首，各自向西溃逃。这伙叛匪500多人，是从北边被我军挤压过来的，在我军追击下全部被俘。

作者小传

朱鼎山，涟水县梁岔左三庄人，1932年生。1949年3月从涟水中学参军，分配在苏北军区司令部。8月，调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训练大队学习。1950年3月，任兵团部译电员，工作效率高、业务熟练，7月后提升为译电组组长。1952年10月，调大理云南公路修建第一指挥部第二勘察队、测量队代理指导员，参加战备公路建设。1954年调到解放军第14军通讯科任助理员，1959年参加西藏平叛战斗。1970年因身体原因，安置回涟水休养。在此期间，在县人武部帮助工作，协助民兵训练，参加学大寨工作队等，在干休所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公益活动。

现在家颐养天年。

融媒体编辑 潘永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