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他的修史团队

如果要评选中国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司马光，当然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资治通鉴》。在他以前，虽然主要史书有纪传、编年两体，但纪传体的体例是本纪略具提纲，列传专记个人，至于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则非反复研读史书，无法理清头绪。编年虽历代皆有其书，或过于简略，或仅及一代。唐初兴起编年体的实录，继任皇帝要为先帝一朝修实录，很好的创意，但本朝修本朝事，要求真相，那就难了。

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将公元前403年到后959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占有全部文献的基础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晓畅达的语言表达清楚，台面上的理由是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鉴，主要目的还是将这些年代重大史书全部梳理清楚。南宋后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更发挥了向民众普及的价值。

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可以举出个人学养、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观通达、亲力亲为、坚持始终等原因。其他人也有机会得到这些条件，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加上司马光始终亲自执笔，方得成功。

司马光修《通鉴》，最直接动机是他编年叙述先秦时期的史书《稽古录》得到英宗赞许，且要求他扩展至有宋立国以前。继位的神宗继续支持，恰好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所谓助手，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员，职守仅是编书。司马光挑了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位，学问好，史有专攻，乐于协作，政见也接近，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

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绍。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仅比司马光小四岁，但成名甚早，是北宋最著名的汉史学者，宋时《汉书》经他校刊方通行，著作亦多。《通鉴》开修，他以知曹州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因汉史有《汉纪》《后汉纪》两部编年史可为基础，《通鉴》汉代部分成书较早，因而他离开团队的时间也较早。

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三人中年龄最小。他双亲早亡，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司马光与范镇为莫逆友，故选定他。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马光指点他仕进不可有贪心，得以尽改旧习，专力修书十五年。其中最繁芜的唐代部分，由他专主其事。他后来奏进自己的著作《唐鉴》时，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尝于?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析以义理，缉成一书。”南宋高宗通读两书，认为“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贵耳集》卷上），即看到两者的联系与不同器局。

刘恕（1032—1078），字道原，是司马光主贡举时的门生。他一生精力几乎尽瘁于《通鉴》，在书成前六年就因风挛疾去世。长编部分，他承担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部分，司马光视他为左右手。他本人从政经历几无可述，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可惜没有传世。《通鉴》的十国部分以此书删削而成，史料价值最高。

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且都进士登第，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给司马光当下手，当然是出自对司马光道德人品、学问识断的景仰与信任。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更得益于司马光的规划得当，掌控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