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匠

剃头匠是个哑巴，也是个聋子。

在大队部西边的角落里，剃头铺里还咕噜咕噜地冒着水汽，煤球炉上端坐着硕大一口铝锅，里面沸水滚滚。小时候，我是不敢靠近它的，怕剃头匠把我的头摁进去洗洗。因为聋子每次就是从那大锅里舀水出来从我的脖梗子冲下去——他就是这么给我洗头的。

我们村的小伙伴都叫剃头匠——聋子，大概是我们欺负他听不到也说不了的缘故吧。

聋子就会剃一种头——板寸。所以，周边两个村，经过他手的每一个头都是一个模样，就好像收割机割过的麦茬一样，整整齐齐。因此我特别讨厌他给我剃头，一点也没有美感。聋子是不给女人剃头的，直到他剃不动时依然如此，没人知道为什么。

聋子剃头的价格是一块钱。大人们去剃头，有时还捎带着挖个耳朵、剪个鼻毛、修个眉毛，聋子也只收一块钱。母亲每次觉得我该剃头时，就会给我一块钱，我会叫上隔壁的小伙伴一起高高兴兴地朝剃头铺跑。聋子看见我们来了，先是笑一下，接着便愤愤地把我们放进去，叽里呱啦比划着让我们坐好，给我们围上白色的布，推着吱吱作响的剃头挑子在我的头上叫嚣着翻滚着。

那时的我已经不在乎他能否给我剃出好看的头来了，一剪完，我立刻跳下椅子，漫不经心地拍拍身上的发渣，右手慢慢伸进口袋，把钱握在拳头里，缓缓递到聋子面前，等他伸手接钱的时候，突然把手一张，丢个五毛的硬币在他手心里，扭头，撒腿就跑，心砰砰直跳。身后的聋子站在门口叽里呱啦一阵“叫”，手里还拿着沾满发渣的挑子，我站在他追不到的地方捧腹大笑。其实，我在去剃头的路上早就跟小伙伴把一块钱兑换成了两个五毛。

这是我们一帮小伙伴常干的事，因为我们极少有零钱花，便想出了这么一招——“虎口夺食”。紧紧攥着赖下来的五毛钱，我们几个人来到村口的小卖部，买上一点零食，坐在剃头铺子门口，可以和聋子“聊”一个下午，直到他关门回家。

这样的事，我干了一整个童年，可聋子却从不打我骂我，更不会去我家告状。倒是我时常跟母亲炫耀的时候，会挨母亲的骂。每次该剃头时，我依然可以看见聋子那张有点胡渣的笑脸，温暖亲切，就像他给我兑出洗头水的温度一样，会从脖子温暖到全身。那时候，我有着五毛钱的快乐时光，而现在，当我走进理发店，从那些花枝招展的技术底下抽出头时，却感受不到一分钱的温暖。

调皮的我们在每一寸童年的时光里，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聋子的陪伴。记得有一次，电影下乡来到我们村，全村老少全都聚到大队部门口的空地上，路边两棵树中间挂着大幕布，下面坐着几百个人，昂头看着那时候还很新奇的电影。我们几个孩子不爱看电影，或者说是我们看不懂，就跑到聋子的剃头铺里，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他腿上，我们陪着他一边看电影一边“聊天”。我们在说，他在“听”。

聋子听不到，我们能听到；聋子看得懂，我们却看不懂。

就这样，直到电影结束他才熄掉煤炉，起身把已经熟睡的我们还给前来找寻的父母，关上窗，锁好门，骑着那辆我曾无数次坐过大杠的永久牌自行车，很快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有时，他上街会路过我家，我便会跟母亲嚷着，要跟聋子上街玩。母亲拗不过，只好放行，我便开心地坐到聋子的二八大杠上。穿梭在人来人往中，听着喧嚣，攥着他的衣角，等到集市人潮退去，我们才回家，他每次都会给我买一些好吃的，母亲便因此责怪我，可我却理直气壮地说：是聋子自己要给我买的。那时候，我只记得，聋子会站在旁边微微笑着，皱纹缓缓绽开，目送母亲拉我回家。

后来离开村庄，踏入繁华和喧闹，知道了发型的概念，便再也没去过聋子的剃头铺，渐渐地，也不再觉得那间给了我温暖的小屋多么令人留恋，只剩那个模糊的佝偻的身影残留在脑海，大概有二十年没再见过他了。城里不兴说剃头，得说理发，剃头匠改称理发师，洗头的水不再用煤炉烧，改成了太阳能或燃气的，剃头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这一切，可是我却再也感受不到那五毛钱的快乐时光。

现在，我终于明白，他虽然听不到也不能说话，但他见证并且温暖了我整个的童年。 （李士东）